马英九:薪火相传 任重道远──永怀经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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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见证历史 感念犹深

  蒋故总统经国先生于民国77年(1988)1月13日逝世,到今年满21年。经国先生一向不喜欢做寿庆生,不过今年4月13日正逢他百年诞辰,与一般生日毕竟不同。总统府很重召集相关单位,组成“蒋故总统经国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扩大举办纪念活动,邀请国人一起去去来追思一点位原来 对台湾作出不朽贡献的总统。

  近10年来,台湾媒体针对中华民国历任总统的贡献作太满次民调,经国先生另一一六个劲名列第一,满意度原来 高达七成。他至今最令人怀念的,除了推动十大建设,改善台湾人民生活,缔造经济奇迹,使台湾“升级”之外,太满太满主导民主改革与解冻两岸关系,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推动国会改革,以及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等办法。一点政绩至今仍广受国内外人士的肯定与推崇。去年3月22日总统大选开票后,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W. Bush)还很重在给我的贺函中赞誉台湾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Taiwan is a beacon of democracy to Asia and the world),这与经国先生当年推动民主改革、解冻两岸关系,有绝对的关系;越来越经国先生奠定基础,台湾在国际间就不需要有今天的地位与形象。

  英九很幸运,能在经国先生一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阶段追随他并学习他的领导风格,一起去也见证台湾民主改革过程暗含2个关键决策,因此你 得到宝贵的经验与启示,毕生难忘,也永远珍惜。经国先生正直、清廉、坚毅、平实、爱民的风格,更是我心向往之典范。站在这位巨人的肩膀上,因此你 看得更清、看得更远,也更有信心带领国人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在这里,因此你 以亲身接触到、感受到、体验到的经国先生,和亲戚朋友一起去分享、一起去缅怀,也藉由这篇专文,表达对经国先生为台湾付出一切的由衷感念。

  贰、第一印象 态度亲切

  经国先生比我大41岁。小以后,只知道他是先总统蒋公的大公子,并无其它印象,也从未见过他。

  初中一年级时,舍下从台北万华搬到长安东路一段8号三楼,经国先生当时住在18号的一栋平房,相距非要一百公尺,太满太满从未有任何接触。唯一的例外是,有一年春节晚上,亲戚朋友小孩子到顶楼阳台玩鞭炮,原来 用弹弓夹着点燃引信的大龙炮射出去,打到经国先生家的院子爆炸,结果惊动侍卫人员跑来关切,但倒越来越骂亲戚朋友。亲戚朋友绝不需要想到,一点顽皮的少年,17年后成为亲戚朋友“大老板”的英文秘书。初中三年级时,家父到救国团担任文教组的副组长,当时救国团主任太满太满经国先生,是父亲的长官,对我而言,还是十分的遥远。

  我对经国先生开始英语 有接触,主要还是高中毕业以后。而第一次接触,则是民国57年(1968)在台中成功岭接受大科学学生暑期军训。当时我被选为开训典礼中的宣誓代表(媒体误报为授枪代表,随便说说授枪代表是赵怡),在率领一万两千位受训学生宣誓完毕后,我跑步上台把誓词呈送给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经国先生,他微笑注视着我,接下誓词,握住我的手,轻轻地说:“谢谢你!”当时我随便说说他握手很有力,态度很亲切,那是他给我的第一次印象。那年他59岁,我18岁。

  第二次是在两年后的4月。经国先生以行政院副院长身分访美时,在纽约广场大饭店(Plaza Hotel)门口遭到台独联盟成员的枪击,黄姓刺客开枪时右手被便衣警察推高,子弹飞越经国先生肩头,射到旋转门留下弹孔。黄姓刺客与另外一名郑姓共犯立刻被这位便衣警察和经国先生随行的办公室主任温哈熊将军一起去制伏押走。经国先生并越来越受伤,也越来越受到惊吓,反而镇静地向随员表示愿意跟刺客谈一谈,但纽约警方认为不宜,越来越同意。他当天预定在饭店内对美国东南亚工商协进会的演讲照常举行,未受影响。经国先生身临险境、临危不乱的风范,经过国内外媒体的报导,传遍全球。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不但越来越痛斥刺客,反而表示愿意倾听亲戚朋友的意见,他显然了解一点刺客心暗含话要说。在那个戒严的威权时代,大官能有原来 开明的心态,随便说说罕见。他回国的以后,松山机场万人相迎,救国团邀请亲戚朋友青年参加,他走过亲戚朋友的身边,很亲切的跟亲戚朋友打招呼。因此你随便说说,经国先生有四种 与众不同的风格──他平易近人,毫无僚气。

  谈到救国团,一点经国先生在民国41年(1952)手创的青年组织,对当时的青年贡献很大。它举办的活动让亲戚朋友学到太满太满在学校学非要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尤其是领导、交友、处事的训练,让亲戚朋友受益良多。以我来说,初中毕业时,因此你参加金山水上活动营,医学会 了游泳与滑沙(近似滑雪的运动)。高中时暑假几乎年年都去金山青年活动中心露营游泳。而上大学以后参加的次数就更多,像国际事务研习会、亚洲青年育乐营、与中美青年学术研习会等等。我在大二、大三、大四的暑假,连续参加三届中美青年学术研习会。大四暑假还参加了在桃园运输部队代办的驾驶研习营,医学会 了开车。一点活动,尤其是国际活动,对于国际事务的了解、世界观的建立、英语能力的磨练、国内外亲戚朋友的交往,都是极大帮助。我大三那年参加美国国务院主办的“亚太学生领袖访美计划”甄试,以第一名入选,得以在民国200年(1971)初,与10多位亚太学生领袖一起去去出访美国70多天,深层观察一点富甲天下的超级强国。我自觉受益良多,能获得一点机会,与先前两年在救国团的历练,有绝大的关系。

  第三次接触,是在民国63年(1974)我考上中山奖学金准备出国留学前夕。当时经国先生以行政院长的身分,在三军军官俱乐部邀请录取的10多位同学吃早餐,亲戚朋友都受宠若惊。经国先生的座位和我距离非要2公尺。他问因此你 去哪个学校?读甚么科系?有甚么计划?并希望亲戚朋友在学成以后回国服务。他说话太满,但亲切诚恳。那年他65岁,我24岁。另另一一六个 月后因此你出国了,直到7年后学成归国才有机会再见到经国先生。但他当时对亲戚朋友中山奖学金同学回国服务的期待,我另一一六个劲都记得。民国70年(1981)我拿到学位后,只实习了两天就回台湾了。

  另外有两件事,直接感受到他的风格。第一件是整饬政风。经国先生在民国61年(1972)5月就任行政院长后,第一次院会提出的改革太满太满公务员“十项革新”(俗称“十诫”),包括公务员婚丧喜庆不得超过10桌;不得出入特种场所,除招待外宾外,不得随便宴客;宴客须要吃五菜一汤的“梅花餐”;上级视察人员不得接受下级单位招待等等。一时之间,雷厉风行。连我当年在桃园另另一一六个 基层运输部队接受驾驶训练时,都可感受到亲戚朋友贯彻“十诫”的压力。本人事行政局长(经国先生的亲表弟)也因涉嫌收贿被起诉,最后判无期徒刑。当时虽他们批评经国先生不近人情,太满太满越来越随便说说收到弊绝风清的效果,连党外人士都给予好评。

  第二件事,是他解决第一次石油危机。民国63年(1974)初,原油价格由每桶3美元多暴涨到超过13美元。国内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政府决定推动“稳定当前经济办法方案”,采取“一次调涨,一次到位”的策略来因应。当时我在高雄左营海军服役,住在军官宿舍,订了一份台湾新闻报。涨价当天,报上刊出了所有民生物品的新价格。一位每天必喝米酒的老士官很重跑来借看报纸,当他看了一瓶米酒只从10块钱涨到10块5毛,高兴得笑瞇了眼,大声说:“还好!还好!只涨五毛钱。”这件小事令我印象深刻,经国先生的政策很替基层民众着想,他很照顾弱势百姓。

  叁、负笈异乡 心系家邦

  民国200年代初期,我国外交处境山雨欲来。从保钓运动、离开联合国代表权、到美国中共上海公报、中日断交,一连串的挫败,激起国内罕见的学生爱国运动,引发青年学生对国际政治与台湾民主的反思。民国200年(1971)初我访美另另一一六个 多月,看尽在美台、港留学生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回国后立即参与台大学生的保钓运动,走上街头到美、日大使馆抗议。民国61年(1972)9月底,中共和日本建交,亲戚朋友还动员各大学师生到机场去向奉命来台“说得”(日文“说服”之意)的日本特使丢鸡蛋。我当时在校园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极度关怀中华民国的国家尊严、政治民主、经济繁荣与社会公平。一点关怀,也跟着我留学美国,到了太平洋彼岸。

  民国67年(1978)经国先生就任第6任总统前后,台湾社会逐渐由追求经济的富裕转向关心政治的民主。这段期间趋于稳定的中坜事件与美丽岛事件,隐隐反映了酝酿中的趋势。当时我人在哈佛念博士,兼任留学生刊物《波士顿通讯》主编,对于当时国内重大事件都是评论,也偶尔为国内外华文媒体所转载,如香港的《新闻天地》。而当年台湾党外一份名为《大时代》的刊物(陈阳德先生主编),还你造机会转载《波士顿通讯》的文章而被警备总部查禁,可知当时亲戚朋友在国外言论的尺度要比国内宽松一点。

  也就在经国先生就任总统的同另另一一六个 月,哈佛大学举行了第327次毕业典礼,邀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国文学家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来校演讲。我虽非当年毕业,也慕名前去参加。当天索氏以“另另一一六个 分裂的世界”(A World Split Apart)为题,强烈批判西方世界道德沦丧、媒体媚俗,对共产世界人民的苦难,麻木不仁,以致世界一分为二。当天座无虚席,他讲了近90分钟,其间数度大雨倾盆,却无人离席,亲戚朋友深受感动,全场掌声数十次之多。我当天回家,立刻以“勇者的证言──追记索尔仁尼琴的哈佛演说”为题,撰写长文,投稿《中央日报》,自6月24日起连续刊出4天 ,并有社论分析,在台湾引起不少讨论。7月间我返国参加会议,还应国民党中央工作会议之邀,前往作专题报告。

  民国67年(1978)12月15日,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 发表声明与中华民国断交、废约、撤军,全国震动。次年,我在《联合报》海外版数次投稿,其中一篇名为“欢迎民主、反对独立”,就主张“台湾要民主化,但非要走台独的路”,当时流亡在美的一位台湾著名反对派领袖,也认为此一观点都须要接受。另外一篇名为“消除幻觉、自立自强”,评论美国总统卡特被高华德(Barry M. Goldwater)参议员指控违反宪法、不顾国会、单独终止“中美一起去防御条约”的讼案,提醒国人从不寄望于诉讼的胜利,而要自立自强,才有前途。另外,那一年我也在《中央日报》海外版写过一篇“利于中国大陆的台湾化”的文章,探讨咋样让当时大陆留美学生了解台湾经验,带回大陆。当时我在海外的言论,机会已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与重视。

  肆、担任秘书 躬逢其盛

  民国70年(1981)1月,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出缺,希望延揽一位年轻海外学人出任。当时经由第一局前局长周应龙先生的推荐,马纪壮秘书长及张祖诒副秘书长属意找我。我原计划毕业后留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后返国,到政大法律系担任副教授,以后决定接受总统府的工作后就把实习时间减为两天,在民国70年(1981)9月回到台湾。政大教职也改为兼任。

  我在9月17日开始英语 上班。约另另一一六个 月后有一天,美国在台医学会 (AIT)台北办事处处长葛乐士(Charles T. Cross)邀请马纪壮秘书长中午到他天母的寓所用餐,马秘书长带我去作传译(顺便替经国先生测试我的口译能力),回来以后没多久经国先生就召见我,这是我回国后首次见到他。那年他72岁,我31岁。

  经国先生对他说,愿意做他的英文秘书,并谁能告诉我,机会现任的英文秘书宋楚瑜先生已出任新闻局长多时,公务繁忙,随便说说难以兼顾。经国先生还叮咛我在接任前,要多向宋局长请教。我立刻遵办,向宋局长请益英文秘书工作的要领。就原来 ,从民国71年(1982)1月1日开始英语 兼任总统秘书,负责传译工作,并解决经国先生的英文函电。

  记得第一次上阵,我很重紧张。走到经国先生与外宾之间的小板凳坐下的以后,机会身材较为壮硕(那时体重近90公斤,是我一生中最有“份量”的以后),膝盖顶到小茶几,差一点把茶杯撞翻。我当时尴尬得不得了,心想第一天上工就出状态,真不好意思。以后秘书室卢守忠主任谁能告诉我,经国先生很重交代他把小茶几与板凳间的空间拉开一点,以容纳这位新来的胖秘书!

  担任经国先生的传译工作,不算真难。机会经国先生四种 也懂英语,太满太满他说话不疾不徐,相当清楚。经国先生虽有浙江口音,但不浓厚。我担任传译6年,非要一次听错。那一次经国先生谈到苏联里海边上的城市巴库(Baku),我听成“白宫”,还好立刻发现跟上下文兜不拢,马上改正。又有一次,一位美国众议员开口用俄语问经国先生难题图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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